十九世纪上半叶，欧洲主要国家进入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带来了生产力的飞速提升，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崭新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教育蓬勃发展，教育理论层出不穷，教育实践不断创新。马克思敏锐地觉察到教育领域的变革要求，在对时代经济、文化、政治制度进行深入考察的基础上，提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内在矛盾和启蒙运动之后的理性主义扩张，导致了人的普遍异化，造成了人的“价值丧失”，这构成了现代教育的问题域。他将对政治社会的关怀与教育改革问题密切联系，立足于实践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语境中的教育问题，最终实现了对启蒙教育思想的超越，带来了现代教育的革命性变革方案，达到了教育理论发展的新高度。
于现代教育而言，它的焦虑与前途都与启蒙精神深深纠缠在一起。启蒙运动自其创发以来便持续塑造着现代精神方式，教化着现代人的灵魂。现代教育自其萌生之日便随着启蒙理性成为时代精神而正式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它逐渐走出家庭和教堂，获得了独立的合法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启蒙运动使人们打破了宗教神权的樊篱，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得到尊重。随之而来，接受教育也不再是仅限于少数人的特权，而成为一种世俗的、人人得以享有的权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工业生产的需要，更使得人人接受教育不仅成为可能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教育的主要使命和话语形式也在启蒙运动之后空前逆转。笛卡尔、培根的理论既突出体现了理性奠基的精神，其基本叙述模式也奠定了科学话语的结构，自然科学逐步完成了它的理性化过程，成为寻求真理的理性活动，人们对世界的理解也逐渐趋于机械化。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科学话语成为了宰制性的话语方式，现代知识基本样式的构建无可幸免的深受影响，现代教育的精神气质随之形成。
启蒙思想家受到重视科学和理性的思想方式的影响，认为人先天具有不可剥夺的理性，人的理性是教育的前提和基础。教育就是在遵循理性的原则之下，培养人运用理性的能力，最终使人成为自由的公民。启蒙运动之后，人类进入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工具理性逐渐扩张，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教育世俗化和功利化的倾向愈加严重，教育过分强调它的实用功能和功利偏好，变成了为知识、真理而追求知识、真理的活动。教育过程只是为了完成对知识的占有、对知识确定性的寻求与辩护，教育培养人的智慧，使人优雅高尚地生存的功能被漠视，受教育者的道德、理想、信仰教育被忽视，教育的功能随之被“异化”。现代教育在功能上呈现出工具性、技术性倾向，教育培育个人德性和高尚人格的功能弱化，“如何使教育的文化功能和对灵魂的铸造功能融合起来，成为人们对人的教育反思的本源所在”。教育本身具备工具性功能，承担着传授科学知识的职责，但教育的功能并非只是知识的传授。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除了应具备一定的科学技能知识，适应社会生产需要，还应通过接受教育寻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启蒙建立了自身新的传统，获得了统治性地位。现代教育设计正是配合这种新传统的形成与精神内核的品质建立起来的。极力张扬人的主体性地位、倡导理性主义精神、崇尚科学力量、引领世界“祛魅”的启蒙精神及其所形成的价值观深刻影响着现代教育，在遗留下巨大财富的同时也留下了更为复杂的难题等待我们解答。现代教育既是新的时代精神的反映，也是时代难题的展示。
马克思的思想不仅深受启蒙精神的影响，其本身的萌发形成可谓身处于启蒙之中。但是，我们更应看到马克思不是消极地接受启蒙精神，而是批判性地汲取了启蒙精神中的合理因素。他基于对其身处时代的物质生产条件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刻洞察，批判了启蒙精神中所认定的“理所当然的原则”。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反杜林论》等著作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马克思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启蒙精神进行了哲学批判。在马克思看来，启蒙树立的新的权威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化身就是资本，掌握着专制霸权的就是“人格化的资本”，即资本家。马克思深刻洞察了启蒙本身的自反性，他的教育哲学思想也正是要扭转启蒙带来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无家可归的悲惨命运，现代社会的问题说到底是文明命运的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的语境中对教育进行了深入地考察，提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启蒙理性的扩张，导致了人的普遍异化和片面化。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教育的同时，从人的本质出发，在实践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从全新的理论视域深刻揭示了现代教育的本质及其目的，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途径进行了积极探索，最终形成了他的“教育革命”思想。
马克思重新规定了“人的本质”，解开了教育理论的认识前提之谜，与传统教育思维方式划清了界限。基于对人的本质的重新认识，在教育理论中，马克思强调教育应培养既有实践能力又具有独立人格的全面发展的人。为了实现这一培养目标，教育过程中既要给受教育者教授科学技术知识，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使其能够在社会谋生立足，也要向受教育者传授道德、理想、信仰等社会核心价值，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爱国热情和追求人生价值的积极愿望，使教育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中介。在马克思的教育思想中，不再把追求超验的存在作为目标，也不将教育片面地理解为追求科学知识的认知活动，而是在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基础上，将教育与现实的人的活动相融合，使教育成为了现实的人的现实活动。通过教育培养全面的、自由的人，使人既能够掌握运用科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同时学会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其与人自身的关系，使人的潜能最大程度的激发，最终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在扬弃传统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完成了教育思维方式的革命性变革。
马克思的个人全面发展理论本身亦带有教育哲学的渊源，是对教育实践的总结，它为我们克服启蒙带来的现代教育困境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个人全面发展理论要解决的是个人和社会、个人与人类总体之间的矛盾，教育的目标与其一致，就是要解决个体社会化的问题，承担着培育合格的社会主体的职责。马克思认为分工造成了劳动者的片面发展，劳动者在智力和体力发展内部、智力发展与体力发展之间陷入了片面性。而全面发展的首要含义应在于劳动者的智力和体力均得到发展，这也是马克思主张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我们在道德、审美、感情意志、个人才能等方面的发展都脱离不开这个基础。马克思认为只有同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发展相联系考察教育的条件，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实行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才能培育出现代社会需要的主体，最终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反言之，现代教育必须符合社会发展要求，培育现代社会合格主体，只有这样的教育才是合格的教育。
同时，马克思的教育思想还呈现出独特的实践性特征。通过教育，不仅要使作为社会主体的人能够认识世界、解释世界，而且要提升人的实践能力，主动地、创造性地改造世界。启蒙运动将教育的目标定位为提高受教育者的理性能力，变革人的认知能力，这使得教育活动停留在理性的抽象层面，未能正确揭示出人的本质及其现实社会基础。自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教育更是深受科学主义思潮影响，强调对科学技术知识的掌握。但教育实践证明：科学技术知识的学习使人懂得了科学的力量，获得了生存的基本技能，但是，脱离了实践，脱离了人的现实社会生活，人或许能获得知识，但未必能理解社会、理解生活，不能达到“使人成其为人”的教育目标。人是现实世界中的真实存在，人的本质力量只有在与对象的交互作用中才能得以敞开和呈现。简言之，现代教育培养的人不仅应该掌握科学技术知识，能够在社会生存，而且能够理解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懂得欣赏和赞美生活，使其作为社会主体有能力理解和获得幸福，成为全面的自由发展的人。
构建新的社会制度克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之下深刻的内在矛盾，使人能够得到全面发展，过上自由幸福的新生活是马克思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设想。教育是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只有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有助于社会进步的教育才具有存在的价值。这就解答了一直困惑我们的个人与公民双重身份如何协调一致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单方面强调个人或者社会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态度。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之间不存在矛盾，社会为个人发展提供保障，为个人才华的施展提供舞台，个人则通过教育提高自身素质，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人生活于现代社会之中，应当将个人与社会公民双重身份协调起来，不能单纯追求个人的自由发展忽视社会的现实需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也不能片面强调社会的需要而忽视对个人的成全。现代教育革新正是要两全教育的社会性和教育中人的主体性。
马克思从多角度探寻启蒙精神的深层矛盾和超越途径，认为启蒙精神本身的内在矛盾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问题，也孕育着超越的可能性，教育在实现超越的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现代教育应是面向所有人的教育，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应对受教育者自由全面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并能够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要构建超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必须实现教育的革新，发挥教育在整个政治社会设计中的积极作用。当今世界，全球多元文化相互交流、社会环境不断变革、各种社会思潮层出不穷，就教育实践来说，推行教育改革已成为不可遏制的时代要求和历史潮流。按照马克思，人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教育以人为对象，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我们应该看到，要实现教育的目标需要的不仅仅是对教育的改革，更需要变革人的社会关系。这就意味着，教育问题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制度的问题，教育问题的解决方案必然要放在现代社会整体设计的视野之下来加以考虑。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现代教育所面临的困境，找到教育改革的前进方向。（重庆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谢莹）